暨南大学产经学院院长陶峰教授进行了题目为《数字产业政策与数字技术创新》的报告，研究发现：《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实施后，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在繁荣中产生泡沫，即规划促进了数字技术创新数量的增长，但同时也导致了数字技术创新质量的下降。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企业的政策套利行为，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数字技术新进入企业是造成质量下滑的主要群体。数字技术创新在繁荣发展中避免生产泡沫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具体而言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释放地方数字技术创新比较优势、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相融合，更好发挥政府在需求侧推动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和在供给侧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

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院长傅元海教授进行了题目为《数字制造业自主可控水平的测度：产业关联视角 》的报告，研究发现，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自主可控水平相对较低，整体处于不断增长的水平。在数字制造行业，我国生产技术不仅面临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带来的挑战，同时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存在竞争关系。在传统制造业上，中国的工序资助水平在所有国家中最高，英国和德国的自主水平也低于巴西和印度，说明拥有生产技术不一定拥有生产能力，这是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根源所在。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维刚副教授演讲了《网络互通与企业创新：生产-非生产关联统一分析框架 》，研究表明：企业间非生产性关联构成的社会网络和企业生产投入形成的生产网络共同构成了广义经济网络，创新思想在广义经济网络中流动促进了企业创新。生产网络强化了非生产性关联带来创新思想流动对企业创新的效应，共同对企业创新产生了一般均衡促进效应。拓展分析发现交流对象越高越容易促进创新思想流动，进而对企业创新的效应更强，参与全球生产有利于创新思想流动，可有效推动企业创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马赢赢带来了题目为《 体制机制创新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员工配置效率的视角》的报告，研究发现，服务业综合改革时点显著提升了服务业企业员工配置效率，且主要基于缩减企业员工冗余来实现；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成本转嫁能力强的企业、拥有较大员工规模的企业、区域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处于行业垄断程度较高得企业、控股股东代理成本较低的企业或管理者短时程度较高的企业样本而言，服务业综合改革对员工配置效率的政策外溢效应更为明显。

广东财经大学文化旅游与地理学院姚洋洋进行了《 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广东省地级市的空间计量分析》的报告，研究发现，各市之间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分布格局；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视频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和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的促进了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并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的现代产业也产生了正向的促进效应；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人力资源、科技创新的发展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促进效应依次递减，但是数字经济对现代金融的影响不显著。

广东金融学院经济贸易学院陈柏福教授带来了题目为《数字经济赋能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现实基础与路径选择》的演讲，提出了数字经济赋能中国文化高质量发展拥有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数字文化经济学和管理学丰富的理论来源，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析了数字经济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数字经济赋能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包括国家大量的政策支持、数字文化产业出海规模加大等等。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周骐副教授进行了题目为《The Impact of a Carbon Tax and It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n a Production Network》的报告，分析结果显示，征收碳税对一个部门的影响可以通过生产网络对其他部门和家庭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被划分为收入效应、上游网络效应、下游网络效应和再分配效应；与使用不变替代弹性相比，当要素之间变得更难替换时，本文的模型会得到更保守更合理的估计，估计结果可以用一阶效应来解释；建筑部门对总减排的贡献微乎其微，但其产出收到很大的负面影响。